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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兑录二树上长的还是树关于卡夫卡的中国长城(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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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鲁太光:我觉得,今天,我们固然要研究卡夫卡怎么写的问题,更要研究卡夫卡写什么的问题。引申到我们自己身上,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研究我们自己
鲁太光:我觉得,今天,我们固然要研究卡夫卡怎么写的问题,更要研究卡夫卡写什么的问题。引申到我们自己身上,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研究我们自己身处的现实,而后再把这种现实化成我们的文学。我是说,就当下的创作而言,我们对自己,自己的现实、自己的生活,甚至自己的内心、自己的感觉,研究得太少了。我们忽视了自己,我们甚至无视自己,而只是盯着卡夫卡,盯着外国的大作家,可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处境出发的,尽管他们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处境,而是由此出发,又超越这个,使其作品充满了包容性。
杨 遥:我读过卡夫卡和乔伊斯的传记,简直是相反的两个人,但都成了大师。对于文学来说,没有最好的时代,也没有最坏的时代,环境对人有影响,但关键和个人关系很大。卡夫卡假如屈从父亲的压力,乖乖上班,配合父亲搞好公司,到年龄结婚,那他可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。但他宁愿选择一条自己的路,痛苦地走下去。当下的创作,也不能说作家没有从自身处境出发,只是盯着国外的大作家。其实我认识的许多作家都在思考自身的处境,他们在作品中也尽力去反映。只是咱们的文学提倡的好像不是作家去写“个人”的自身处境,而是鼓励写集体的、国家的“宏大叙事”,于是一些写个人处境的被选择性地忽略掉了。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,那就是作家思考了,也努力了,但写出来的作品没有超越环境,所以引不起关注,或者太现实,被屏蔽了。
鲁太光:你的一些小说,那些在形式上比较卡夫卡的,对我刺激不大,而那些不那么卡夫卡的,反而对我刺激很大。去年春节的时候,我从潍坊回北京,带的书看完了,就去火车站广场的书摊上找书看,找到一本所谓“官场小说”的中短篇集子,里边有你的一篇,小说题目我忘了,是写一个乡镇干部的,本来想干干净净干点事情,却无声无息地被灰色势力给包围、控制了,后来乖乖地接受这种势力的控制。我觉得这个小说充满了荒谬感。好的东西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了坏东西的控制。那种无力感,让人特别惊悚。而你的另外一些小说,比如,几年前,看到《山西文学》上有你的一篇小说,写一个马戏团的一匹白马的故事,可谓天马行空,奇思妙想,也有你的无奈感在里面,却不如我说的上面那个小说刺激人。你最近的《流年》也很刺激人。你自己是怎么看待你这两种不同的小说,形式感更强一些的和现实感更强一些的呢?
杨 遥:好的小说,形式感和现实感应该是一致吧?最近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。为啥一些想法很好的小说引不起足够的关注,是我在小说中太考虑“我”了,没有放下“我”,没有更客观地陈述一些东西,或更深入地挖掘内心的世界。而卡夫卡的小说中很少看到“我”,但他所表达的东西很大。你刚才说的那本书我不知道,但我写过一个关于乡镇干部的小说,那篇小说脱离了“我”,写的却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件。
鲁太光:我读到的那个可能就是你写乡镇干部的那个小说,我回到北京第二天上班,就拿到单位去给同事看,他也说好。我再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:是不是你那些形式感太强的小说,考虑发表的因素多一些,因而导致考虑内心、现实的因素少了一些呢?
杨 遥:呵呵……我写小说还真没考虑怎样发表。我有股愣劲儿。那些形式感强的小说是想到就兴奋,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想到,想起来就赶紧写完,所以可能导致些不足。现在我想好的小说应该一是想法好,就是形式感强,能给人启发;二是足够真诚,也就是所谓的现实感吧,能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真实地表达出来;三是技术上的一些东西,比如准确、简洁等。
鲁太光:替朋友问你一个问题,为什么你从以前比较卡夫卡式的小说,即形式上比较讲究的小说,转到比较现实的路子上来了呢?
杨 遥:我一直觉得好的小说都是现实的,比如《中国长城建造时》中的那道谕令。以前太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影响了,总怕写得不真实,现在看来,“真”和“假”不好判断,真正的“真”是内心的真实,和看透事物本质后的陈述。以前总想先声夺人,形式上有突破,现在觉得应该追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。
鲁太光:明白了。我们也谈得差不多了,虽然还是有歧义,但也达成了一些共识。
文章来源:《城建档案》 网址: http://www.cjdazz.cn/qikandaodu/2021/0413/76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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